“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剧烈变革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急需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大变革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变革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大变革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程度，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地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字面上的解释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剧烈的变革，“巨大变化”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革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二
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它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来得不那么彻底，来得不那么完整，来得不那么美式，来得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会来，可能还来得有点平淡。
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他们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要求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这完全不可能，事实往往让人寒
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普遍不如文化界所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想该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他们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认为国民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剧烈的变革。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它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当然也有人说，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人民其实就是表面素质高，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