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福生，出生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镇。是一个富裕农民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在我十岁那年，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建立了满洲国。
我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和普通人一样，他无奈的接受了这件事情，只想着做一个顺民。而我毕竟还小，并不懂得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除了多交些税，这件事儿对我们家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太大影响，对我来说，唯一不同的是，日语替代了我的母语成为学校教授的主要语言。
我十八岁那年，我二哥被保长举报参加抗联，我爸和我大哥受到牵连都被日本宪兵队抓了去。我那时因为成绩优异并准备留学日本，在校长的极力保举下才幸免于难。但留学的事也彻底泡汤了。
为了赎回他们，我娘卖了家里所有的地，但我大哥还是死在了监狱里，我爹也被打残了一条腿。
我原本对“先进”的日本文明充满向往，但自那时起，我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
辍学回家的我拎着柴刀想去找保长报仇。
“福生，娘求你了。你去北边找你二叔去吧。也算给咱老张家留条根。”我娘死死抱着我说。
就这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我冒着被日本人打死的危险，偷渡过黑龙江，到了苏联。
我过去后，在二叔的帮忙下加入了苏联国籍。取了个苏联名字叫瓦西里。
那时候，苏联虽然因为担心两线作战而没有和日本宣战，其实也一直在暗中准备着。我去的时候，正赶上苏联在远东的军队征召会日语的人。
听说可以打日本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苏联红军。
那时候战争的形势已经很明朗。日本人在世界各地都遭到了失败。但驻扎在满洲国的关东军还在死死支撑。
我认真地训练军事技能，渴望有一天能回国打日本人，替父亲和大哥报仇。
让我遗憾的是，苏军虽然摧枯拉朽般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但我所在的部队却并没有参加过什么正面作战。
“瓦西里中士，战争就要结束了，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接管战俘，并把他们运到西伯利亚去。你是部队里少有的几个懂日语的人，你要担任日语翻译。”我的新主官波波多娃上尉对我说。
于是，我随着部队以胜利者的姿态浩浩荡荡的开进了东北。
波波多娃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虽然已经三十几岁，但看得出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只是，和大多数俄罗斯女人一样，这个岁数的她已经肥胖得不是丰乳肥臀所能形容了。
这时的我刚满二十岁。军队生活的锤炼，让我比读书时更加结实。总是把军装烫得笔挺的我，和那些邋遢的俄国大兵相比，显得英俊挺拔，英武中不失读书人的文雅。
波波多娃似乎很喜欢我，有事没事总喜欢把我单独叫到她的办公室里聊些工作以外的事儿。但她的这种超出工作关系的喜欢却让我很尴尬，因为在我看来，她的举动和语言都可以看成是一种骚扰。
“瓦西里同志，你从没有做过男女之间的事儿么这太奇怪了。”她经常用色眯眯的眼睛盯着我的裤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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