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爚说：“鞑子们把我们南人看成是赋税的源泉，好像我们除了缴纳赋税外就没有别的用处了。他们还用法律条文规定：杀一个南人只需要赔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而杀一个色目人要罚相当数目的黄金；杀一个鞑子则要偿命。这用意很明显，我们只是一头驴。鞑子们还禁止我们打猎，我们身处江南多山之地，打猎是个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不是断了我们的财路吗还规定我们禁止学习拳击武术，众所周知，我们中国的武术只是花样表演，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而已，根本没有实战能力，禁这个干什么更要命的是，禁止我们夜间走路，如果有个急事，必须等天亮。
“当然，这些还不算什么。最让我们痛心疾首的是，小鞑子们在我们南方基层像个大爷，吃的穿的用的，都必须由我们来承担。而且谁家娶新娘，新娘的第一次必须要送给小鞑子。程朱理学教导我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个黄花闺女还未正式进门，就已经失了节，宇宙中只有畜生才有这样的行为。倒霉的是，偏偏让我们碰上了。”
关于刘爚说的这些，我们必须要作一下背景补充和校正。
刘爚说的那些没错，元帝国灭掉南宋后，对“南人”的确极不待见，对他们严加限制，就差限制大小便了。但我们不能断章取义，认为元王朝故意找“南人”的茬，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老百姓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事出必有因，元帝国对南人的苛刻实际上是被南人的激烈行为触怒的。
前面我们谈到过，忽必烈灭南宋初期，江南就有二百多起汉人武装和元帝国对抗。不过，一定要注意，即使是从极度偏袒汉人的角度来看，每次武装反抗也不是起义，绝大多数都是野心家们的皇帝梦。
1276年，南宋行在临安陷落，南宋其实已经灭亡。虽然有一点死灰跑到福州建立流亡政府，但死灰不可能复燃，即令复燃，火光也不能持久。元帝国的军队开始摘取胜利果实，其实，征服者的果实都是建立在被征服者的痛苦之上的。于是，烧杀抢劫奸淫在整个南中国如火如荼地蔓延开了。江南百姓奋起抵抗，各地的豪强大族变卖财产，召集青壮年，打出了“扶宋灭元、驱逐鞑虏”的口号。穷苦百姓们自动自发，有能力的人能召集几万人，没有能力的只能聚拢几百人，甚至几十人。他们占据险山恶水之地和元军开展游击战。不管是哪路货色，他们在反抗元帝国的军队之前，先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其实这很容易理解，一无所有的人造反，第一个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他们的战斗力远不如对手的正规军，要抢劫粮食，只能拿软柿子捏，不抢劫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还能抢谁。
当他们有了一定实力后，马上就建立草台班子政府，封官拜爵，如果你能穿越到那个年代，到江南各地走上一走，就会发现，到处都有一群人在讨论称帝称王的事。这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过过皇帝的瘾，至于驱逐鞑虏只是附带目标。只要有发家致富的可能，他们可以跟民族的敌人蒙古人握手言和。
有两个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江南人的反抗内涵。
1278年，建宁今福建建瓯人黄华称帝，元政府招降他，黄华带着他的草台班子就跑去了。但很快他发现，元政府对他的待遇还不如他单干的待遇，于是又造反，最后被元军追得走投无路，自焚。
1288年，循州路治所在今广东龙川县西南钟明亮聚集十万人造反，声势逼人。元政府招降他，钟明亮同意，但提出的要求是，要他担任循州州长。但忽必烈拒绝这个条件，要他到大都面圣。钟明亮认为这是请君入瓮，杀了元政府的谈判使节，二度造反。元政府军积极进剿，同时招降，钟明亮不能支撑，二度投降。但仍然是那个条件，要做循州州长，忽必烈拒绝，他第三次造反。但事不过三，元政府剿匪部队再也没有对其招降过，钟明亮最后失败，本人也不知所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