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死后，继任者费尽思量，总算给他择定庙号“武宗”，史称明武宗。
说起这庙号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到除情色之外，他的另一爱好。
此人自幼喜动不喜静。读书思索非其所好，专爱舞枪弄棍。民间说：三岁看大。一个人的性情，往往有其先天性；是粗是细，是智是鲁，长大后是咬文嚼字还是吃体力饭，从很小的时候便见端倪。如果禀性太强，则无论后天家庭、社会如何影响与努力，也不能见效，挡都挡不住。
眼下朱厚照就是一个明证。童年时父亲弘治皇帝强迫他读书，无奈只好读，而且他并非长着一颗不宜读书的脑瓜，据说小时候读书的成绩还挺不错，被夸“天性聪明”。可是他注定与书本、文化有仇，一捧书本，内心就毫无快乐可言，直如受刑一般。那么，在什么事情上他才由衷地愉悦呢？就是当摔摔打打、砍砍杀杀的时候。“骑马打仗”，是他最爱扮玩的游戏，还有射箭、摔跤、踢球（蹴鞠）……这么说吧，举凡可令身体臭汗淋漓的事，他无不欢欣受用，而需要用心用脑子的事，却统统不胜其烦。这一点上，他跟明朝第二任皇帝、谥号“惠文”的朱允炆，刚好颠倒过来。
关于朱厚照的童年，《明史》只用六个字来概括：“性聪颖，好骑射。”可见基本上是在游乐中度过。对此，嘉靖年所修《武宗实录》，少不得要替刚刚谢世的前代皇帝掩饰一番，说：“为学之暇，或闻其颇好骑射，以为克诘（治）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弗之禁也。”意思是，弘治皇帝觉得太子“颇好骑射”，将来有利于国防，终究是有用的，所以并不阻止。但有一条，朱厚照对骑射的耽迷，绝非“为学之暇”；其次，弘治对儿子的表现恐怕也根本不是这样安然的，否则他不会在托命内阁三臣时留下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特地强调太子不肯读书乃是自己的大忧虑，而且，“好骑射”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了，而指出实质乃是“好逸乐”。这是李东阳亲笔记下的弘治的原话，每个字都很可靠。
朱厚照究竟长什么样儿，史家未描绘过其具体相貌。只见过他身着龙袍在宝座上的一幅坐像，看起来五短身材，还算精悍，但绝非孔武有力的样子。不知道出于对自己身体不满意，还是非常自信，他特别爱在孔武有力方面表现自己、证明自己。他所以建豹房，迁居该处，固然主要出于躲避宫中限制的目的，但与爱和猛兽嬉戏也不无关系，就像一个拳击家不愿意离开拳房一样。在豹房，他经常亲自“手搏虎豹”，虽然豹房里的猛兽想必都事先经过调教，并不真正生猛野性，但正德九年朱厚照还是在搏虎中为虎所伤。又一次，也是赤手搏虎，老虎把朱厚照压在地上，“召（钱）宁，宁缩不前……（江）彬趋扑乃解。帝戏曰：‘吾自足办，安用尔。’”据说，这件事直接影响了钱宁、江彬两大近幸此后在豹房的地位。从朱厚照热衷于跟大型动物角斗，特别是他所说那句话看，此人非常在意自己在肉体这一层面是否足够有力，以及这一方面的能力是否被人尊重；亦即，他在这方面对虚荣有强烈需求。明明被老虎打败、压在地上，亏得别人解救，爬起来却说：我自己足以对付，哪用得着你帮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古时候，“楚王好细腰，宫中有饿人。”眼下，在朱厚照身边，在豹房，汇聚的也都是和皇上本人一样的赳赳武夫。所用太监，俱雄健强壮，能武，或至少身体条件适合习武者。朱厚照死后，在遣散人员中我们发现专门提及了“少林寺和尚”。连搞女人，朱厚照似乎都偏爱物色“武人家眷”——马姬是前总兵官马昂的妹妹，戴氏则是另一个总兵官戴钦的女儿。前期豹房和后期豹房两大巨头钱宁和江彬，都是“武功超群”的人。钱臂力惊人，射术精良。江更不必说了，职业军人出身，边塞骁将，朱厚照第一次见到他，亲自检视其箭伤伤痕，竟然大呼小叫：“彬健能尔耶！”（江彬这么强健和能干啊！）前面所述朱厚照为虎所迫，钱宁畏缩不前而江彬解之一事，让朱厚照“心德彬而嗛宁”，暗中偏向江彬而瞧不起钱宁，因为江彬更像勇士。此外，江彬人高马大，“貌魁硕有力”，对五短身材的朱厚照来说，大概也更代表理想。遍觅豹房，我们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看不到一个脑力劳动者，全是靠“身体”吃饭之流（女人以“色”，男人以“力”或兼以“色”），这真是一个亘古少有的“团队组合”。江彬掌事以后，豹房更进一步演变成彻头彻尾的“军阀俱乐部”，他次第引来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加上原在豹房的都督同知许泰，这四镇边将号称“外四家”，共同把持了后期豹房。
弘治一死，朱厚照袭位为君，得以大弄。在禁内辟出教场，于太监中择出勇健者，编为“内操军”，日夜操演。或分成敌对两拨，对峙冲杀，自己更披坚执锐，亲临“战阵”。“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整座京城被他搅得一团糟，很不成体统。所以时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上疏抗议道：“视朝听政，经筵日讲，帝皇常规，国家旧典也。陛下月不过一二朝，当讲辄罢。而窃闻留御豹房，练兵花苑。鼓炮之声，震骇城市。甚非所以示中外、训来世也。”说他不仅丢了国家的脸，也给将来君主做了坏榜样。
每个人都有人生理想，朱厚照亦不例外。杨一清不了解这一点，故而所提意见朱厚照不会听，甚至也毫不在乎。对于是否有损国家威严、将来皇帝会不会有谁起而效尤，他不会关心；对他来说，弄武、将兵，乐在其中，而且事关荣誉和抱负，事关自我价值的实现。别人眼中，他是皇帝，须守皇帝规矩，如皇帝那般行事；然在其自己心中，他只想痛快淋漓地打打杀杀。甲胄闪耀、昂坐马上、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敌人却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这情形是他为之激动的，能让他自觉高大，是“英雄”，合乎人生理想——就像后来晚他两辈的天启皇帝，最高理想乃是当一木匠一样，谁能责之以不是？
要说荒诞，只能说君主制荒诞。许多人，明明适合干别的，只因生在帝王家，就硬派他世袭了君主，搞得里外不是人，国家也跟着倒楣。例如：李煜如果简简单单做个诗人，再好不过；赵佶如果集中精力搞他的书法绘画，绝对是人尽其才；朱厚熜（嘉靖）不如去干道士，或能成一代宗师；朱翊钧（万历）做皇帝很差劲，倘然做会计的话，账一定可以把得很严……像朱厚照，最好是给他一条破枪、一面烂盾、一匹瘸马，领着一群乌合之众，东讨西征，虽然免不了老吃败仗，但也强似在金銮殿胡闹。
有人可能会联想起堂吉诃德。没错，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可把朱厚照称作十六世纪中国的堂吉诃德。
作为小说人物，堂吉诃德诞生只比朱厚照略晚；如果塞万提斯1605年出版他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之前，能来中国一游，说不定会对这人物的塑造另有一番欣喜的发现。虽然朱厚照身上，“嫉恶如仇、总是正面向他的‘敌人’发起不屈不挠的冲锋”的骑士精神是一点也没有的，不过，就一生生活在梦幻里、不切实际、自以为是和用想象代替自身现实的理想家这些方面论，他们实在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堂吉诃德先生五十岁以后在家呆不住，立志出门冒险、打遍天下；朱厚照二十来岁起也向往于传奇的生涯，屡屡一身戎装，仅以数骑随，摸出宫去，“巡视三边，督理兵政，冀除虏患”，甚至顶风冒雪、备历艰险，骑行千余里，“亲征”胡虏。堂吉诃德先生把风车当做传说中的巨人与之搏斗来表示勇敢，朱厚照则跟驯化过的虎豹搏斗来表示勇敢。堂吉诃德先生路遇阿尔及利亚总督进献给皇上、载于笼车的狮子，坚持要将狮子放出，让他亲手降服；朱厚照则当叛王朱宸濠明明已被南赣巡抚王守仁俘获后，非要将朱宸濠重新纵放于鄱阳湖，然后由他亲自捉拿。就连他们虚构自己的思路也如出一辙：堂吉诃德开始游侠生涯之前，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堂”字，为贵族专用），自授骑士封号；朱厚照四处东征西讨之前，也重新取名“朱寿”，自封公爵（镇国公）、五星上将（威武大将军）、军区司令员（总兵官）一连串头衔。评论家把堂吉诃德一生浓缩成这样一段话：“他终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他一一照办，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他就可以名传千古。”对朱厚照来说，他基本上可把这段话照单全收。
朱厚照向“东方堂吉诃德”的转化，大约始于正德七年。以前，他“耀武扬威”的范围，以宫苑之内为限，只是在“内教场”组织一群太监搞军事演习，其性质跟他指挥的“士兵”独特的生理情形一样，有一种阉割过的意味，聊胜于无，充其量做做游戏而已。皇帝的“远征”，也顶多是到京郊打猎，收获几只野兔、野鸡作为战利品。但正德五年到七年之间，发生一场浩大的民间暴动，波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安徽和湖北，内中以直隶霸州的刘六、刘七暴动，能量最巨，威胁最大。暴动发展迅速，官军不能制。到正德六年，由兵部侍郎陆完动议，开始征调边军参与剿讨。所谓“边军”，指明代专门驻镇北部长城诸要塞，防御“鞑虏”的部队，其职责专在国防，不介入国内平叛剿乱之事。可是立国百余年后，日甚一日的腐败，已使身膺对内镇压功能的京军毫无战斗力；此时，对各处“流贼”屡战屡北，京师数危。尚具一定战斗力的，亦只有边军。为应急之需，朱厚照乃将祖制撇在一边，在本朝史上第一次征调边军参与戡乱。于是，得与许泰、江彬等边帅相遇。
一旦接交，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慨。史记：“（江彬）谈兵帝前，帝大说。”从小迷上打仗的朱厚照，现在才算亲睹野战将军的风采。从江彬口中，听到多少“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雄壮故事；抚睇江彬累累伤痕，胸中鼓荡着壮夫、英雄的豪情！还有韬略、兵策——一位野战指挥官所滔滔不绝谈论着的这些内容，该何等令人大开眼界？想想自己在“内教场”玩的那些东西，纯粹是小儿科！
江彬立即接手朱厚照那支“太监部队”的训练，用正规手法将其从“银样镴枪头”打造成大战数百回合不倒的钢枪。“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铠甲相错，几不可辨。”也许，与这员“虎将”并骑而立的一瞬间，朱厚照才感觉到自己像一个真正的武士？他仿佛有一种新生之感，从他隆重地为这支“新军”更换的服饰即可看出这一点：“诸营悉衣黄罩甲，（许）泰、（李）琮、（神）周等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何谓“衣黄罩甲”？指的是“虽金绯锦绮，亦必加罩甲于上”，也就是说，穿得再好，也非要在外面套上一件甲衣，才神气，才美。因为这是皇上所欣赏的服饰美，一时间，“市井细民，莫不效其制，号曰‘时世装’。”换成今之用语，“衣黄罩甲”便是十六世纪一十年代中国的头号时装。这种以军饰为美的时尚，大抵很像笔者小时候“文革”中间人们对于军帽、军装、军挎包、军用皮带（俗称“武装带”）的推崇。那时，武斗遗风犹存，加之又掀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热潮，一切具武装色彩之用具，无不走俏，极难获致，幸而得之者则饱受他人羡慕，而抢劫犯首选的目标，竟然也不是手表和钱包，恰恰就是军帽等物——此为题外话也，但两者之间确极为相像。《明史》提到，当时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喜甚”，前面说“贵者三翎，次二翎”，堂堂国防部长仅被赐一翎，却把自己高兴坏了，足见这由朱厚照而起的“军事拜物教”是怎样地风靡！
江彬一面调教御林军、努力帮助朱厚照找到职业军人感觉，一面适时地以诸多诱饵，鼓励朱厚照出外冒险。“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在江彬，这可以让朱厚照远离豹房大佬钱宁，为己所控；在朱厚照，则其向“东方堂吉诃德”转化的主客观条件已具备，所以江彬之言深获其心（“帝然之”）。
朱厚照跃跃欲试。但这位大明皇帝，究非西班牙乡间的一介普通绅士，不便立即大张旗鼓地将自己的抱负付诸行动，却须首先投石问路。根据给事中石天桂等人的奏折，至迟于正德九年起，朱厚照就经常以秘密出行的方式，来试探群臣的反应，“数离深宫，驱驰于外，有时侍卫之臣不知所在”。
此一伎俩终于在正德十二年升级为实质性行动。他着手做正式的准备，“大造刀铳甲箭，将游幸焉”。八月初一清晨，朱厚照“微服，从德胜门出，幸昌平”。这次行动是如此秘密，瞒过了朝中所有人。大臣早朝不见皇帝踪影，苦苦守候到下午，才辗转听说圣驾一大早就去了教场，然后转而前往天寿山（在十三陵附近）游幸。第二天，内阁三相梁储、蒋冕和毛纪追至沙河（今回龙观以北十公里），失去线索，徒劳而返。而据专门司职看管京畿北大门的巡关御史张钦所得情报，所谓皇上巡幸天寿山，其实是个幌子，真实意图是“欲出居庸关巡宣（府）”。张钦立命守关人员严加戒备和稽查，勿将可疑者放出关去，同时上疏朱厚照，称：“天子举动，所系不小。或欲亲征虏寇，宜先下诏大廷共议。必不得已而出，亦宜戒期（择定吉日）、清道、百官扈从。今者皆不闻，而轻骑潜行，万一奸人假窃陛下名号欲过关，诱引胡人以危社稷者，何以防之？臣职守关，陛下即欲出，臣万死不敢奉诏。”
计划未能得逞，朱厚照悻悻之余，并不急于回銮。他索性在昌平御马房住下，然后转通州、南海子，足足玩了十三天才回到豹房，以迷惑群臣。此行虽然失败，不过基本目的却已达到，那便是侦察火力。借这次的试探，朱厚照搞清楚了偷渡出关的主要障碍在哪里，也总结了失败的原因。
牛刀小试之下，仅隔十天，八月二十三日，朱厚照再次行动。路线完全相同，出德胜门，赴居庸关；不过，行动细节却做出若干重要的调整。首先，动身时间提前，趁张钦等尚未察觉，“夜出德胜门，潜越居庸”。其次，一旦得手，当即派太监谷大用接管居庸关，令“无纵出者”，务必在此阻止任何试图追还圣驾的大臣。这二招棋果然奏效，朱厚照就此冲出北京，扬长而去，开始其“东方堂吉诃德”的荣耀之旅，直至三年后走到人生尽头。
这位“东方堂吉诃德”，将自己的诞生地选在宣府。对此他早有预谋。据《罪惟录》，早在一年多前亦即正德十一年二三月间，他就已经决定“作离宫于宣府，备临幸”。现在，这由江彬督建、被他称为“家里”的府第已然告竣，冲出北京群臣的封锁、一身戎服、焕然一新的他，兴高采烈地入住，并将其命名为“镇国府”。这名称意味着，一个当世头号英雄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就是镇国府主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朱厚照以敕书的形式将这项任命正式通知吏部，并且给“朱寿”颁发了印信，明确指出“朱寿”的行政待遇是“支禄米五千石”。
生活在公元1517年前后的中国明朝官僚，显然无缘拜读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因此对眼前遇到的离奇一幕无从理解，张皇失措。当接到皇上旨意，“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承六师，出边攻守”时，完全不知如何应对。首辅梁储唯有哭谏道：“是以臣名君，死不奉诏。”意谓，我只效忠皇帝本人，对这种以臣子取代君主的命令，杀了我也不敢服从。但朱厚照并不需要朝臣认可，那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他不仅继续坚持“朱寿”的封号与职务，又特意“造镇国公牙牌、诰券（委任状）”。在“朱寿”与堂吉诃德先生之间，实实在在的区别只有这一项：后者的骑士、贵族身份完全出于僭盗，是不合法的，而前者虽然同属捏造，但每一个头衔都货真价实、绝对合法。就此论，“西班牙原装堂吉诃德”比之于“东方堂吉诃德”，自有甘拜下风之不如。
“东方堂吉诃德”在宣府安顿下来不久，便迫不及待出马，去建功立业了。
明朝虽为满清所灭，但其二百来年历史中的外患，大部分时间仍来自旧敌蒙古人。自从朱元璋把元顺帝撵回大漠之后，这个曾经创建横跨欧亚大陆、有史以来最大国家的民族，似乎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重新变作“马背上的民族”，东游西窜，除了放牧，便以骚扰、劫掠为生，不复有稳定的政权和疆域。他们似乎变得很古怪：一方面，其富于传统的骑兵战斗力依然很强，完全可以胜任攻城拔寨的使命，另一方面，却又显得对此毫无兴趣，每次行动打了就跑，抢了就知足，从来不曾显示对明朝有“收复失地”的壮志。有时，蒙古人明明可以轻松拿下北京，却让人很费解地收手不为，自行遁去。特别是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1449年），英宗朱祁镇竟然被蒙古瓦剌部落所生擒，随即兵临北京城下，此时北京被围，完全是孤城，哪怕围而不打，也势难坚持；结果，瓦剌军队却只是提出索取金帛财物的要求，被拒绝后，攻城只五天，便失去耐心、兴味索然，于城外大肆掳掠一番即行撤退，一年后，更将英宗白白放归，并不以为奇货可居——其无“大志”，一至如斯！
以为经江彬一番培训而于兵戎之事已然学成，且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朱厚照，眼下正沿城塞一线四处寻找蒙古人，以便与此强敌过招，来证明一个盖世英雄的存在。令人着恼的是，蒙古骑兵完全采取“流寇主义”，刚有情报说某处发现他们踪影，赶到时却踪迹已杳。正德十二年九十月间，朱厚照率着人马从宣府赶到顺圣川西城（今河北阳原，在冀晋交界处），再向西折往大同、阳和卫（今山西阳高）等，处处扑空，不免令急欲一逞的朱厚照感到大煞风景。
十月中旬，终于在应州（今山西应县）一带发现大量蒙古军队。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三天与蒙军遭遇，但略一接触，蒙军便脱离战斗，不知去向。当时有人分析，蒙军“其众甚多，却乃藏形匿影，外示寡弱”，告诫朱厚照“是诚不可忽略”，“不可轻出”。这番话，显然有对症下药之意。因为朱厚照多日来寻敌无果，屡被对方溜掉，正在心痒难熬中，而蒙军则似乎有意以此挑逗于他。应州遭遇战打响之际，朱厚照还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阳和卫，得到战报，被吊了近一个月胃口的他，想必如相声《钓鱼》主人公一般，颇有“我可等到这拨儿啦”之感，哪里顾得“不可轻出”的告诫，立即率领他的太监近卫军及其首脑江彬、张永、魏彬、张忠等人火速赶来会合。在应州城外，为蒙军阻拦，“援众殊死战”，一直折腾到天色将晚，“虏稍却，诸军乃合”。喘息未定，天刚亮，蒙军即来攻。朱厚照亲自督阵，与敌大战，由辰时（早间）至酉时（傍晚），足足斗了百余回合。天色既晚，各自收兵。朱厚照正在兴头上，第二天开城搦战，却发现蒙军不知何时拔寨离去，又不玩了。朱厚照大恼，差人探得蒙军引兵西去，当即点起人马：“追！”好不容易在应州以西百公里的朔州（今山西朔县）附近追上。安营扎寨，准备来日大破之。谁知天公也不作美，忽然刮起沙尘暴，“黑雾昼晦”，大白天什么都看不见。估计沙尘暴过去之后，蒙军又销声匿迹，而明军自身其实也被拖得疲惫不堪，追到何处是头？追上也未必打得过。朱厚照掂量掂量，不如见好就收。“乃还”，同时立刻指示以大同“军区司令员”（总兵官）王勋等的名义，“以捷闻于朝廷”。
既然称“捷”，我们不妨看看《武宗实录》所留下的一份战报：这次双方参与战斗的部队，明军调集了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人马，加上朱厚照的“太监近卫军”，总兵力在六万左右；蒙古人方面兵数不详，据战前情报称玉林卫发现有五万余蒙古骑兵集结，唯不知此五万之敌是否俱投入了应州之战——姑折其半，以不足三万计。如是，则双方兵力对比为二比一。以这样我众敌寡的军力，战斗结束之后的统计是：“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亡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军战死者超过蒙军三倍；虽然蒙军重伤人数未报，但根据这一比例，当不足二百人。尤其严重的是，《实录》随后还记有一句：“乘舆几陷。”即，朱厚照差点被捉。
这是怎样一场“胜利”啊！朱厚照居然有脸“以捷闻于朝廷”。莫非他终于不曾成为朱祁镇第二，就算值得自豪的胜利？旁人看，也许阿Q得可以，但朱厚照仍然很自豪。这个自封的“威武大将军”，怀揣“大丈夫志在沙场”的抱负，出外闯荡，如今创下斩虏十六（且不论是否伤敌三千，损我一万）的伟业，可以衣锦荣归了。为着功归“威武大将军朱寿”，而非皇帝——朱厚照坚持区分这一点——特命出城迎接凯旋者的大臣们，赶制并身着一种由他设计的临时礼服，称为“曳撒大帽鸾带服色”，那究竟是何奇怪款式，现在无从知晓，总之，换上这种服装，就意味着迎接者不是前来为皇帝歌功颂德，而是拜倒在“威武大将军朱寿”的赫赫武功之下。
正德十三年正月初六，还是新春佳节期间，北京德胜门外搭起数十座彩篷，到处彩旗招展、标语飞舞：“上意（指示）具彩帐数十，彩联（旗帜和标语）数千，皆金织字。序词惟称‘威武大将军’，不敢及尊号（皇帝名号）。”标语上写着什么呢？以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词意大抵不外乎“威武大将军万寿无疆！”“战无不胜的威武大将军万岁！”之类。群臣特意准备呈见的“红梵夹子”（名帖），也都不敢称“臣”。大家牵着羊，捧着酒、白金、彩币，穿着“曳撒大帽鸾带服色”的奇装异服，排于道左（不敢居右）恭候。整个现场看起来既喜庆又滑稽。当日甚冷，阴沉沉的天空，虽无凌厉之风，但寒意透骨，一些老迈龙钟的大臣，瑟瑟发抖，被冻得喘而又咳，白胡子一翘一翘，煞是好玩。守候到暮色降临，朱厚照还是不见人影。也不知等到什么时辰，天完全黑了，忽见前方“火毬起，戈矛前烟气直上，乃知驾至”，群臣赶紧趴下磕头。但见“上戎装、乘赤马、佩剑而来，边骑簇拥”。来到欢迎仪式的主帐篷前，朱厚照下马坐定，大学士杨廷和等献上美酒、果品、金花等，以示祝贺。朱厚照饮毕，说了一句话：“朕在榆河亲斩虏首一级，亦知之乎？”杨廷和等只好对以：“皇上圣武，臣民不胜庆幸。”扔下这句豪言壮语，朱厚照“遂驰马，由东华门入，宿于豹房”。这时已是深夜，外面早纷纷扬扬下起漫天的大雪来，浩大的迎驾队伍散开，拖拖拉拉各自往城里走，因路途难行，加之身着那种令行动极不便的奇怪服装，以致“仆马相失，曳走泥淖中，衣尽沾湿。夜半后，仅得入城。有几殆（垮掉）者”。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从城里回来、见过革命的阿Q，这样问未庄的乡亲们。“朕在榆河亲斩虏首一级，亦知之乎？”以“威武大将军”之名在外闯荡的朱厚照，回到京师则这样问他的大臣们。如果这对相隔四百年的冤家能够聚首，搞一篇对话录，我想是会有一些可观之处的。